银邦股份：承诺向宁德时代供应电池水冷板材料最低合计36.18万吨

无法律当然无法治，有法律也未必有法治。

这个规定很有针对性，司法不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蛮横的权力干预造成的。监督是对人不对事的，是法制的需要，目的在于防止滥用职权，纠正司法中的不公正现象。

四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司法不公的种种表现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司法腐败。四是司法人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目前我国司法工作中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就与体制不合理、司法机关所处地位独立性不够、司法过于依附于行政机关有着很大的关系。二是努力提高司法工作者的素质，加快司法职业化建设。

这有利于解决长期存在的党政干预、司法不公的问题，使司法公正成为一道高压线。依法治国需要合格的司法人才队伍，此次的规定形成了一个司法人才流动的新的而有效的途径。其实，中国有自己的违宪审查制度。

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可能会无所适从。记者：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于宪法似乎缺乏必要的亲近性，觉得宪法似乎离我们比较远。因此，准确地说，82宪法是对54宪法的继承，同时也是对54宪法的重要发展。宪法至上就是确认宪法作为全社会政治生活的最高规范。

其次，在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上，54宪法更加强调国家的存在，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而没有个体意义上的权利观念。记者：四中全会《公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只能有一套规范体系，那就是宪法法律体系。党的权威与宪法权威是统一的，并不矛盾。未来的国家统一和基本法实施中，法治是最大的公约数，包含着国家统一与稳定的价值共识。法治在国家生活、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

过去没有解决的宪法保障的问题，没有受到重视的宪法价值，将会得到重视。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可以说，目前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均应以宪法规范、宪法立场和宪法语言为依据，在宪法框架下寻找共识。的确，四次宪法修改，都侧重于经济生活方面，但也涉及到许多社会政策和人权保护的内容。

人大制度和政协制度的正当性、合法性的确立，都是通过宪法来完成的，包括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54宪法。法治政府首先要坚守合法性的底线。

因此，法治改革中，虽然有些领域有停滞，但总体而言这十年是法治建设取得发展的十年。按照四中全会设定的目标和部署，我们将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摸着宪法过河，宪法将成为国家生活、执政党活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坚强后盾。

比如美国宪法成立以来的200多年间，也只有27条修正案，就能够确保美国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而美国社会包括法学界也并不认为其宪法文本的空间已经穷尽。无论从宪法条款、党章规定，还是古今中外的政治经验来看，宪法的最高权威都是毋庸置疑的。提出法治中国的命题，也意在维护法治的国家权威。要树立宪法权威，首先需要对宪法权威有一个基本共识，即宪法权威就是宪法至上，这是宪法权威的本质精神。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总书记特别提出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文革最大的教训就是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得不到保障，所以82宪法将公民权利置于国家机构之前，这不仅是宪法结构的调整，更主要的是折射出宪法理念的转变。

法治是否有进步，最主要要看公民的权利保护是否更加完善，法治环境是否更加健全，社会成员的法治观念是否增强，公权力约束是否更加严格，国家-社会-公民的关系是否从原来的不确定状态进入到良性的互动状态，社会发展当中改革和公共政策是否具有合法性、合宪性的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防止改革话语泛化。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改革和宪法的关系，使宪法成为改革的和国家建设的起点？ 韩大元：宪法要成为改革的起点，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宪法秩序必须稳定，国家的规范体系相对成熟，二是人们对宪法必须有稳定的共识和认同。应该让所有人认识到，这个国家只有一部宪法，一套法律体系。

在现有的框架下，要更好地发挥宪法的作用，不妨利用好宪法解释功能。因此，无论文字表述如何，只要强调依法治国，就必须要全面实施宪法。

在改革和法律的关系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法律的基本立场，党的领导、党的生活、党的权威都必须符合宪法法律的要求。依法治国发展至今天，尽管人们有不同的评价和理解，但法治国家这个概念和价值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和主流价值观，连接了国家社会公民，连接了政府、民众、媒体与学者。宪法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的十八大报告也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没有违宪审查的社会也可以树立宪法权威，比如，英国没有美国式的违宪审查机制，但英国的宪政体制非常稳定，宪法权威非常高。

近几年 法治地方化、法治部门化、法治工具化、法治人治化有所体现，国家法治的碎片化正割裂着国家法治精神的命脉。在目前法治发展的战略和道路选择上，我们应该要让宪法更加稳定。

因为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没有比宪法更高的规范，宪法第五条规定，任何政党、国家机关和个人都要遵守宪法。如此说来，60年的宪法发展史，似乎只是走了一个循环路径，而非进步路径。

尽管台湾和大陆尚未统一，但一个中国范围内的法治是大家共同分享的价值，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载体。从宪法角度来说，如改革没有终结，民众对制度的理性期待就会受到影响，法治的权威就容易被破坏，甚至会带来宪法秩序的不稳定。

人民民主专政是宪法制度，规定于宪法第一条。宪法是国家生活的最高准则，宪法上面没有别的领导。法治国家中的国家则主要是在政治共同体的意义上使用，是包括社会在内的综合概念，不是简单指国家机构。严格来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据1949年9月的《共同纲领》确定的，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该是65周年，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已经60年了。

根据我们国家的政治经验，一旦形成这样的认识，机制的建立就水到渠成了。无论是政治概念还是法律概念，在没有进入宪法文本以前，是可以争论的，并不需要满足统一性、稳定性和权威性要求。

法治国家的核心价值就是宪法至上。如果宪法有权威，则一个国家政局的变动，权力的更迭，都将会依法进行。

记者：从宪法文本来说，有观点认为82宪法很大程度上是对54宪法的回归如果我们在宪法至上问题还有动摇，那所谓宪法权威就无从树立。